汪兆镛

早年经历

汪兆镛自幼聪颖，岁能诗。少从叔父汪瑔读书于随山馆。

青年时入10广州学海堂为专课生，得山长陈澧教导，为陈门高足之一。在学与梁鼎芬等人过从甚密，后来在纂修《番禺县续志》中结成亲密友谊。

参加革命

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中举之后，曾赴京两次会试受选为誊录，然后南归辗转于广东各州、县为幕府。时值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，聘入督府掌司奏章，备加敬礼，还保奏加四品顶戴，荐任湖南知县。但他矢志于钻研经史、金石和诗文，谢而不就。

辛亥年（1911）武昌起义告成，民国始建，汪兆镛无献身革命之志，有甘当清末遗民之心。他称武昌起义首开民国纪元为“国变”，于同年赴澳门侨居。

民国元年（1912）在澳门所撰诗文不少，多怀旧厌新之作，慨叹所谓“礼教亡矣！何以国为”。在此期间，他两上罗浮山，住酥醪观，自号“觉道士”，又游杭州西湖、苏州虎丘诸名胜。行迹到处，皆有诗文，与四海名流广结文字之交，收藏书画不惜重价，故所获极丰。

晚年生活

汪兆镛晚岁蛰居澳门前后20余年。当抗日烽火弥漫全国，中华儿女无不投身抗日救亡之时，传来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消息，他深以为耻，乃告诫子孙勿卖国求荣。于1939年病故。后归葬于广州三宝虚蚬岗。

汪兆镛不当民国官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新政府曾邀请汪兆镛出任地方官职，但汪兆镛以清朝遗老自居，不肯任事于民国。1912年，其异母弟汪精卫请他替民国政府效力，也被他一口回绝，言誓不屑为朝秦暮楚之徒。后胡汉民邀汪兆镛任总秘书席，他辞之。粤盐商公请汪兆镛为盐政治局长，他又辞之。

以清朝遗老自居

民国建立十余年间，汪兆镛多次携眷去澳门避乱。他常以遗老自居，对清帝溥仪尊敬有加。居澳门时，他和一批同样自诩为先朝遗老的仁人学者，以诗歌表达不事民国新朝之志。由于汪兆镛坚持其遗老立场，终得清逊帝溥仪亲书“福”字之赐。他喜不自胜，即名其居所为“赐福堂”，甚至在他去世后，清逊帝溥仪再赏以“志节不移”匾额。

汪文

贪污交公

汪兆镛次子汪宗洙是跟着宋子文做事的，其侄女汪文就利用他的关系，进入到广州印花税局工作，但她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。汪文在印花税局“贪污”了几十万块钱，后来她在澳门找到党组织，将这几十万元全部上交。

汪兆镛一生于书无所不读，识地方文献，贯通历史典籍并擅骈文、诗词，又长于考据订讹。常年以著书撰文自乐。所著计数十种，共200余卷，主要有：《碑传集》（三编），收罗清代光绪、宣统以来商官显要、名流学者的生平事绩、碑传、墓铭等汇成50卷，是继钱仪吉《碑传集》、缪荃孙《续碑传集》、闵尔昌《碑传集补》之后又一重要贡献，对清代人物多有订讹、补遗、参证、续纂之功；《岭南画征略》，广收岭南画家书家近400人生平事迹、遗作纂编成书，为岭南历代书画人物传首开张本，皆言词简洁，裁断严谨，取用精宏，故得学人赞其“多发前人所未及”；还有《孔门弟子学行考》《补三国食货刑法志》《晋会要》《番禺县续志》《金石篇》《元广东遗民录》《微尚斋杂文》《微尚斋诗》《雨屋深灯词》《续举贡衣》《山阴汪氏谱表》《老子道经撮要》《棕窗杂记》《澳门杂诗》《东塾遗诗》《忆江南馆词》《诵芬录》《广州城残砖录》《广州新出土隋碑三种考》《兆镛印存》及《微尚斋丛刻》等等。所著广及上下古今、经史诗文和金石书画，蔚然大观。

碑传集

所收人物凡414人，刊印时又附录编纂者碑传一人。是书收罗清代光绪、宣统以来商官显要、名流学者的生平事迹、碑传、墓铭等汇成50卷，涉及清代4500余人的7300余篇碑传文文献。是继钱仪吉《碑传集》、缪荃孙《续碑传集》、闵尔昌《碑传集补》之后又一重要贡献，对清代人物多有订讹、补遗、参证、续纂之功。汪兆墉本人所撰碑传，收入《碑传集三编》中的共四篇。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《李文田遗书记》（卷5）外，还有《梁鼎芬别传》（卷9）、《严崇德家传》（卷26）及《王舟瑶家传》（卷35）。这些传主，都是汪比较熟悉的。梁鼎芬，广东番禺人，曾邀汪助修《广东通志》。